一路走来，她见证了她这个儿子蔑视权威的个性，更见证了他对知识的如饥似渴。
一路走来，她见证了她这个儿子蔑视权威的个性，更见证了他对知识的如饥似渴。
斯托曼坚信个人自由高于任何权威。这样的思想也被他带到了校园之中。
在他身上，总能看到一种紧迫感。他知识丰富，可有些地方又非常爱钻牛角尖，非常固执。”布莱德巴特回忆说。
每周他都会去洛克菲勒大学完成实验员的工作；周六则一路避开反越南战争抗议者的队伍，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科学之星计划的学习班。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周围的各种权威力量悄悄地控制着。”李普曼说。
李普曼开始寻找机会，来和庞大的政治机器做斗争，避免让政客把上西城变成上东城那样，只供有钱人吃喝玩乐。
李普曼第一次去民主党总部是在 1958年。当时，她希望为儿子找个日托所，以便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有人照顾他。
斯托曼说，他至今依然感慨家人在公开场合的反战行为。
在对方的帮助下，斯托曼最终得到了一份比手册更好的东西：一个在实验室的工作职位
要是一个人真的很优秀，他就不会花时间准备各种冗长拖沓的面试。他应该踏踏实实坐电脑前头写代码。”
黑客们会本能地蔑视任何阻止他们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障碍和困难。这些障碍之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劣的软件，二是各种学术官僚主义，三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这种工作的结果之一，就是运行在实验室核心的 PDP-10 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它被称作 ITS，全称是“不相容分时系统（In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
斯托曼从小就厌恶权威。如今长大成人，这份厌恶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精神影响下，更加牢固。
百年之前，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曾经发出警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权力本身导致腐败。斯托曼并没有直接列举各种腐败案例，他直指过分信任权力，从而酿成腐败的整个社会。
一旦某个作品进入数字世界，或者说，一旦复制这个作品变得便宜简单，那么，分享行为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就很难被阻止。
“以前，我觉得人们私下分享娱乐信息就可以了，”斯托曼说，“可如此庞大数量的用户在 Napster 上分享音乐，这让我觉得，不仅仅是私下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共享很重要，在公共场合，公开给大家分享信息的自由也同样重要，不可剥夺。”
“我吃了一碗冷面。那面条口感非常独特，我们这边都不用那种面条做冷面。我敢肯定，那冷面是我有
“我吃了一碗冷面。那面条口感非常独特，我们这边都不用那种面条做冷面。我敢肯定，那冷面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正点的冷面。”
第一个类型是所谓的“功能类”。软件、辞典、教科书都属于此类。
第一个类型是所谓的“功能类”。软件、辞典、教科书都属于此类。第二个类型可以称为“证据类”。科技论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此类。这些作品，如果可以被任意修改，则没有了价值。这一类也同样包括对个人感受的记录，如日记、游记、自传。修改这些作品，则会影响到对某人的回忆或观点。因此，斯托曼觉得对此类作品，读者不能有权修改。第三类则是“艺术类”，包含了艺术和娱乐作品。
你把这个话题从道德伦理的领域转移成了法律领域里的释法问题。这是一个话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
如今，法庭对于这些现有法律的解释往往会非常严苛，因为这些法律当初都是被出
如今，法庭对于这些现有法律的解释往往会非常严苛，因为这些法律当初都是被出版商们极度拥护才被制定出来的。”
和他一样，斯托曼也喜欢谈论有争议的话题，疏远潜在的盟友，并且传播着一套自恰的信息，无视与现有文化体系的整合。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珍视自由，也能拥有自由。”
“我崇拜、也尊敬理查德和他所做的一切。我对他唯一的批评就是，有些时候，他对待朋友甚至比对待敌人还要无情。”
“软件自由，仅仅是自由一隅，冰山一角。我不希望过分强调这一角。因为还有更多的领域需要自由，这一点十分重要。和这些自由相比，自由软件则显得微不足道了。自由软件是我的一份责任，因为这项自由恰好落在我熟悉的领域之中。
当年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编写《神学大全》时，曾号称感受过上帝的异象。
计算机执行完卡片上的指令，然后把结果用打孔的方式，输出在另外几张卡片上。程序员则拿着这些计算机输出的卡片，回去分析解读。这个流程，通常被称为“批处理”。
从此，人们再也不用靠打孔来和计算机交互，人们可以利用打字机，把命令敲进去，然后等着计算机把结果一行一行打印到纸上。
黑客们当年设计了ITS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原则就是帮助程序员们分享知识，互相改进各自的工作。
。Emacs是Editing macros 的缩写，意思是“宏编辑器”。
本着黑客的分享精神，斯托曼在源代码里写上了使用条款。用户可以自由地修改和分发这个软件的代码，但必须把所有的改动都发回来。
。而 UNIX 的设计则与此不同。它的设计非常强调移植性，它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硬件环境。因此，面对硬件更替，UNIX 毫无压力。
UNIX并不使用针对某个硬件平台所特有的系统资源进行开发，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为通用和现成的实现方式。
简而言之，抛开美学上的意义不谈，UNIX的设计具备极大的灵活性，这也促进了计算机这个市场的发展，更为 UNIX带来了无限生机
黑客们可以在最优秀的项目里工作，还可以为实验室带来最新的计算机技术。然而，这种行为的弊端也逐渐显露。黑客们投入大量时间去开发前沿的商业软件，而无暇维护实验室的软件系统。
要避免这些发生，我们只能投靠商业软件。我们可以让商业公司来提供维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番论调大错特错。可当时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而黑客们则辩解说，避免崩溃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程序的源代码。遗憾的是，黑客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大多数黑客也逐渐失去了当年的那份果断。最终，系统管理员还是胜利了。
斯托曼早就因为Emacs 而名声大噪。如今，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对抗整个 Symbolics公司的开发团队，而且这团队之中还尽是各色传奇黑客。斯托曼的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成为信息时代的一段传奇。
斯托曼却面临了一场艰难的道义选择：摆在眼前的有两条道，要么默许专有软件，然后忘掉自己当初对它的各种反对；要么倾其一生，创造一套独立于各种专有软件的系统。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斯托曼不愿把这一系列事件归咎于命运、因果或是缘分。他决定避免使用专有软件，并且创造完全自由的一套操作系统及其外围软件，来帮助其他用户获得自由。
我不为我，谁人为我？我只为我，我为何物？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21]？
他发誓要创造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或者为此而奋斗致死”。为此，他在 1984年1月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专职去开发 GNU系统。
这位曾经一度畏惧社交活动的人，如今则把这种心理发挥到极致，让自己的社交障碍变成了一堵防火墙，隔离了各种可能的法律纠纷。
由此，我决定为 GNU工程开发的第一个软件，将是一个多语言、跨平台的编译器 [22]”
最终，他实现了这个编译器，并把它命名为 GNU C 编译器，缩写 GCC。不过，在 1984年，大家也还不知道这个编译器后续开发将会如何。
在 1984年9月，斯托曼开始开发 GNU 版本的 Emacs 编辑器。这个编辑器试图克隆并改进他主导了十几年的 Emacs项目。在当年， UNIX社区里有两大流行的编辑器：一款是Sun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乔伊（Bill Joy）开发的 vi 编辑器；另一款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UNIX创始人肯·汤普森（Ken Thompson）开发的 ed 编辑器。
斯托曼对此的回应是：“如果要让大家对什么行为做物质上的奖励，那么这个行为必须是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
其中一个经典观点就是：“难道程序员们的这些创造就不值得什么物质奖励吗？
斯托曼拉来了一些挚友，组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
“很多人一直对此没有意识。等到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有所察觉。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去开发和完善一个软件，可到头来却被别人占为己有，不许他们再碰。等这种事情发生几次，你就会对自己说，‘等会，这真的不对头。’”
“对我来说，有件事情越来越清楚：你要想过个像样的日子，你就不想有一丝遗憾，”查瑟尔说，“有深入了解的自由，有修改的自由，无论这是什么，这想法本身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他让人觉得，在自己短短的生命之中，所做之事是值得付出的。
“对我来说，有件事情越来越清楚：你要想过个像样的日子，你就不想有一丝遗憾，”查瑟尔说，“有深入了解的自由，有修改的自由，无论这是什么，这想法本身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他让人觉得，在自己短短的生命之中，所做之事是值得付出的。因为它还没被谁夺走，也许还没被人弃置遗忘。至少，你还和它有所联系。不会让你觉得自己丢失了一段美妙的人生。
ZDNet 的软件专栏作家埃文·列伊博维奇（Evan Leibovitch）把 GPL（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斯托曼创立的一种自由软件许可证，用于规定软件作者授予软件用户的各种权利）描述为信息时代的大宪章。
我们应该如何设立规则，才能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受益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我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可现实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创造一套操作系统；我们的任务是要给计算机用户自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尽一切努力，让用户可以自由地使用计算机和软件 [3]。
’与‘开源’的理念不同，‘自由软件’强调软件用户的自由本身的重要性，它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当
大多数开源软件的支持者其实也一样反对软件专利。但关于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的区别，斯托曼的描述却也不错：开源软件的观念更偏向于实用主义；而自由软件的观念则更强调用户自由。
听众中一位提问：如果完全避免使用专有软件，可能无法用到最新的技术，该怎么办？斯托曼引述自己的信念，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自由本身比任何新近技术都重要。
我的原则是，如果我不能和你分享这个软件，我就不会使用它。”
这“第二步”工作直指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自由软件的重点并非是装机量用户量，而是赋予用户自由。
斯托曼说：“从内部瓦解实在不现实，除非你能像当年戈尔巴乔夫那样攀到高位，否则你多半会被同化。”
在开始编写 GNU版本的 Emacs时，斯托曼开始与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成员一起探讨应该如何来完善许可证的文本。他还咨询了帮助他创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律师。
第一条是要让软件变得尽可能的开放，第二条是尽可能鼓励其他人接受和使用类似的许可证协议。”
不过，这里的价格却不以金钱度量，它允许用户自由使用软件，但如果对软件进行修改，则必须把修改后的代码贡献出来。费雪认为，这条合同条款非常特别。
斯托曼的解决方案是：移除许可证中所有的 Emacs 字眼并把它转变为一个保护所有 GNU 软件版权的许可证。GNU通用公共许可证就这样诞生了，缩写是 GPL。
历史证明，GPL是斯托曼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在现有的版权法律的框架中创造了一种平等的社区系统。更重要的是，它向世人展现了法律文书与软件代码之间的相似性。GPL的序言其实暗示了一个信息：与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版权法，不如用黑客的精神渗入到这个系统中。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对神的感召力的“常规化”或“制度化”的基础上的。
每一种成功的宗教，都是把神的感召力或这个宗教最初创始人的想法转换成一种社会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东西，这样这种宗教的精神才可能长时间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传播。
没有人可以写出没有错误的代码。通过共享软件代码，黑客们把不断改进程序作为终极的目标，甚至超越了个人野心。
整合 GCC 大大提升了 Linux 的可用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仅管 GPL的“传染性”并不影响到 Linux内核，但托瓦兹在他的自由软件操作系统中使用了 GCC，也造成其他用户产生了从 Linux借用更多东西的愿望。
托瓦兹回忆起 1991年斯托曼的演讲以及其后他决定对 Linux 使用 GPL的往事，他写道：“我也许没有看到指路的明灯，但我从他的演讲中领悟到了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 [23]。”
在会议上，托瓦兹出人意料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出色而又平易近人的演讲者。除了一点点轻微的瑞典口音，托瓦兹敏捷的思路和谦虚的才智让到场的听众感到惊讶 [2]
“在 1996年之前，理查德是整个自由软件文化的唯一一个权威的精神领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会在公众面前直接表达。托瓦兹是第一个打破这个禁忌的人。”
从托瓦兹和他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的观点来看，这并不奇怪。为什么为了表明自己观点就得刻意去回避专有软件呢？作为黑客，不是为了去忍受，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
最近 Hurd项目进度的延迟和类似于Lucid-Emacs分裂的麻烦反映出来的是软件项目管理中的问题，而不是代码开发的问题。
雷蒙德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把 Internet当成一个“培养皿”，并且把黑客社区简单的监督看成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托瓦兹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依赖于集中的计划。
另一方面，雷蒙德觉得，托瓦兹找到了一种突破“布鲁克斯法则”的方式。
向一个软件项目中增加开发者的做法只会造成项目的进一步延迟。
在一次名为《大教堂与集市》的演讲中，他对 GNU 工程和托瓦兹等内核黑客们所使用的管理风格进行了比较。
。GNU 程序就是“教堂”，它们都是有计划地修建而成的宏伟的黑客精神的纪念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另一方面，Linux则更像是一个“嘈杂的大集市”，它是在 Internet 去中心化的松散组织结构中开发出来的。
托瓦兹所创建的这种开发模式正好反映了他懒散的个性。从托瓦兹的观点来看，最好的管理工作不是要加强对事情的控制，而是要保持思维的活跃度。
“我觉得林纳斯最聪明的地方和最重要的黑客作品就他是创造出来 Linux开发模式，而不仅仅是他所创造的 Linux内核本身
从 Perl 或 Python 这些 Web 友好的开发语言到 BIND（the Berkeley Internet Naming Daemon）这样后台的服务（用于把类似于 amazon.com这样的容易记忆的域名转换为数字型式的 IP 地址），还有 sendmail这样的流行的 Internet 电子邮件服务器程序，自由软件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业界奇迹。
他原本只打算邀请西海岸的软件开发者们，比如华尔、Sendmail 的作者埃里克·奥尔曼（Eric Allman），BIND 的作者保罗·维克西（Paul Vixie）。
布鲁斯·佩伦斯。1998年，埃里克·雷蒙德打算发起开源倡议组织——OSI，一个监管“开源”这个词语使用并向感兴趣的公司提供标准的组织。雷蒙德请佩伦斯来起划这个标准 [8]。
他接着说：“但是它很有效，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理查德·斯托曼所坚持的设计哲学。”
“我跟斯托曼讲，我每天都在使用Emacs，要还这个人情，我必须要义务提供一大堆法律服务才能对得起良心。”
莫格林说斯托曼对待法律文书和软件源代码的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律师，我必须得说，对待一份法律文书的正确方式是找出他里面存在的问题，”莫格林说，“在每一个法律的立法过程中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每一个律师都希望能为他的代理人抓往这些能带来好处的不确定性。
不难发现斯托曼与以前的一些美国历史名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小点东西，在历史上就能影响整整的一代人。比如，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是一个先验论的哲学家，曾经写出《公民不服从》一文；还有约翰·缪尔（John Muir），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类似的人还有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有着“伟大的平民”的称号，他是平民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垄断部门的敌人，他虽然曾经很强势，但是他的光辉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地褪去。
理查德引领了软件合作开发的潮流，而且还是未曾谋面的无组织的开发志愿者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查德没有创建什么基础工具（比如 TCP 协议、电子邮件列表、diff 和 patch 工具，tar 文件格式，RCS或 CVS或 remote-CVS），但他选择了那些现有的可以帮助程序员群体开展有效合作的工具。
斯托曼找到了与他相似的历史人物：19世纪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
约翰·布朗的奴隶起义最终没有真正开始，但是，他的行为唤醒了人们对于废奴的要求。
我曾经服务过的最伟大的人是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我知道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我明白为什么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我并不想把斯托曼与马歇尔作比较，因为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共同点。瑟古德·马歇尔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抛开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也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斯托曼与他在很多方面都并不相似，但是如果说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与马歇尔相提并论的人物，斯托曼依然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读者把加密的图书转换成开放的文件格式也同样构成犯罪，即使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自己家里的另一台电脑上阅读这本电子书。与拥有一本传统的纸质书不同，读者不可以出借、复制或转卖电子书，读者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就只是在一台授权过的设备上阅读这本电子书，斯托曼警告说：
如果我们阅读纸质书籍，则我们还能享有一些最基本的自由。但
斯托曼对它的批评主要关注在有关创建修改后的版本以及作者有权选择拒绝修改这两点上。斯托曼认为，如果作者并不打算行使这两项限制权力，那他完全可以改用 GFDL，这样可以避免在修改后版本中突然被加上相关限制条件的风险。
根据这篇论文的描述， 50年代时，这个学校的学生们使用“Hack”这个词的方式与现在的学生使用“Goof（折腾）”一词的含义类似。
“Hack”一词内在含义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寻找乐趣和创新点的精神。
在 20世纪 50年代，如果一个学生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打电话或拆装收音机，这样行为就可以被称作是“Hacking”。而在现代，人们通常会用“Goof”一词的动词形式“Goofing”或“Goofing Off”来描述这类行为。
它同样意味着提高效率和改进现有程序让它们运行得更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节省更多的系统资源。从词源上来讲，这个词也指仅仅为了好玩或娱乐而编写一些没有实质性用途的程序。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黑客”这个词又有了更精确的内涵。在一般人看来，计算机黑客是指那些可以为了写代码而写代码的人。他们觉得这是对于编程技能的一种证明。“黑客”一词跟“艺术家”这个词很像，它的含义超越了它字面上的意思。
通过交流，这些程序员开始渐渐接触到像麻省理工学院那些黑客文化中的无政府主义哲学。然而，那些麻省理工学院原生黑客文化中的禁忌，比如禁止恶意行为，在文化的转移中却渐渐地消失了。
“黑客与一般校园中的那些喜欢恶作剧的人在一些需要细致计划、工程化和使用手段的事件中的表现不太一样，他们本质上更为聪明和具有创造力。”赖安写道：“黑客的本质应该是好的，不能去搞破坏，应该是安全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事实上，黑客们有时也参与破坏他们自己的作品”。